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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木马童年 2020-10-8 10:31 38 0

   摘要:启蒙运动为现代政治学设定了“人的政治”模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的启蒙定义被结构性改写。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社会管控领域,人类似乎正在丧失对自己的自主且理性的管理。随着人类利用技术可 ...

任剑涛: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摘要:启蒙运动为现代政治学设定了“人的政治”模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的启蒙定义被结构性改写。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社会管控领域,人类似乎正在丧失对自己的自主且理性的管理。随着人类利用技术可能转变为技术控制人类,技术的异化已经成为政治学必须直面的一个严重问题:启蒙运动奠基的“人的政治”趋于终结,而“技术利维坦”降临。由于技术在解放“人”方面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导致人们对技术异化往往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因此,人类在艰难驾驭霍布斯所称的“政治利维坦”的同时,又必须努力控制“技术利维坦”。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人类免于被技术控制、心生屈从技术的扭曲心理与行为,主要依赖政治的成熟发展。因此,依靠政治力量挣脱国家权力和社会公众对技术的屈从,驯服技术利维坦,方能使“人的政治”得以重生。

   自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哲学对“人”的设定成为人类设计国家、操作政治、制定政策的重要基础。随着人工智能及其关联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的启蒙定义出现被颠覆的危机。因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无论是在人类发明技术的目的性上,还是在应用技术的手段性上,似乎都有可能疏离“为了人”的现代目的,而走向“控制人”的超现代目的。本应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技术手段,也完全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强有力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不同于“政治利维坦”的“技术利维坦”,以人为目的的现代政治走向技术控制人的反现代政治。于是,挣脱人对技术的屈从,便成为当代政治的一大主题,进而引出“人的政治”如何重生这一当代政治学议题。

  

   1 人工智能锁定“人”

   人工智能不单是将人的智能模拟化、机器化的技术,它应当被视为一个技术丛。人们习惯于从前者来看待人工智能,认为人工智能就是将人的智能机器化、智能化的高技术。“人工智能的历史就是计算机的历史。早期当计算机能够储存和处理数据的时候,人工智能的概念就出现了。归根到底,人类是靠大脑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对于人工智能而言,翻译看上去是很好的应用,因为输入的文本能够被轻松地数字化,输出文本能够被轻松地打印。”依照对人工智能的这一简明扼要的定义,可知人工智能就是对人的智能的模仿,就是以计算机来完成海量数据的输入与输出功能,从而以快速的数据处理完成类似于人的大脑所完成的各种复杂数据处理工作,并将之制作成各种符合人的需求的高技术产品。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这种被视为模仿人的智能的技术,有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演变:从目前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上讲,前述定义仍然能够成立,但在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过去那种清晰明白的界限似乎不再被人强调,相反,人机共生的人工智能愿景越来越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在下一个10年,我们将看到所有东西变得智能。智能家庭、智能汽车、智能健康、智能机器人、智能科学、智能群体和智能人机交互。”如果这一愿景变成现实,那么过去那种将人的智能看作是完全能够驾驭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不过是对人的智能的机器模仿的看法,可能就很难成立了。因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绝对界限正被打破,而人对于人工智能的绝对控制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基于此,人们必须对人工智能进行重新审视。这样的审视,可以沿着两条线索展开。

   1.1 人工智能的技术演变线索

   这条线索可以从三方面认知。首先,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纯的计算技术,而是一个技术丛。所谓技术丛,即是一系列关联度极高的突破性技术体系。它以人工智能为先导,将各个应用人工智能推进的技术领域深刻地关联起来,不仅由此掀起一场技术的结构性革命,而且将技术本身的发展推向按其自身逻辑演变的方向。就前者讲,人工智能自身乃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机器一直到代替人进行复杂操作的技术程序的总称,它不是某项技术的专称,而是一系列技术的合称;就后者论,人工智能乃是与其他先进技术联袂出场的高技术。以其基础技术而言,大数据当然构成人工智能的基本技术依托。在可以预期的时限内,大数据的征集、阅读、分析与技术化利用,都会从人的智能操作进入机器人的操作阶段。“机器产生数据,机器阅读数据,并构造一个以机器为中心的数据世界。”而与此紧密相关的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将人工智能直接引向全面影响或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境地。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的智能关系正在发生重构,从人机分流到人机互动的演变趋势似乎已经呈现出来。这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两种发展定位具有密切关系:一部分研究者尽全力提升人工智能技术,试图将之发展到与人类智能并驾齐驱的地步;而一部分研究者断然放弃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转而致力于提高人的智能,试图在让人更聪明上实现突破。于是,后者至少是潜在地激励了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使科学技术专家在生物人的质量上进行技术突破,让遗传工程尤其是基因技术的研究进入发展快车道;另一方面也促成基因技术进入临床医学,并相应激发心脑科学的快速发展,为人变得更为聪明提供医学动力。

   再次,人工智能技术似乎正在朝着突破传统科学和技术天堑的方向演进:人与物的界限、生与死的界限、时空结构的界限、人类与机器的界限,不说是已经彻底打破,至少说界限变得相对模糊。在人机互动尤其是人机互嵌的发展进程中,人与物的界限远不如启蒙哲学规划得那么确定不移,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对物的客体性规定,在边际界线上需要重新规划。在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联手改变人体生理结构的情况下,“永生”可能不再是一个奢侈的想法。确定不移的时间特性与固定不移的空间建构,都会因为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乃至于量子世界的现实化而发生巨大改变。一个由量子技术呈现的不确定世界,与一个由经典技术呈现的确定性世界相形而在,但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感知结构。

   1.2 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线索

   当下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不再以维护启蒙时代确定的人的政治准则为目标,在其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中人工智能正在型构新的社会政治运作模式。

   首先,一向以增强人的诸方面能力为基本取向的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取代人的体力与智力的新技术。人们已经预测诸如电信营销员、安检员、保险从业者、数学科技人员、会计等100种职业会被机器人取代,以及理疗师、机械操作员、紧急事件主管、医疗卫生社工等100个可能被机器人取代的职业。恼人的汽车驾驶已经可以无人化,飞机驾驶则可以让驾驶员仅仅作为一个观察员或紧急情况处理者角色,而在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内赋闲。工业机器人、商用机器人与家用机器人,几乎可能甚至完全取代目前人类所从事的绝大多数工作。

   其次,一向为人所用的人工智能,正成为管控人的行为乃至思想的新工具。人工智能在应用于工商用途、家庭需要的时候,其作用主要体现为减轻人类的工作负担,它的社会政治功能既不彰显也不被重视。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社会控制,尤其是被应用于作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保障手段时,它的社会政治功能便一下子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催促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审视、做出规划、加以引导。

   再次,一向被人界定的人工智能,在应用中反而逐渐成为界定人的方式与手段。直至今天,人工智能主要还被认定为模拟人的智能的产物。因此,人成为界定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一方。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于社会控制事务,人逐渐被人工智能所界定:用于社会控制的人工智能,将人按照程序区隔为正常人与不正常人两类,对前者进行常规控制,对后者进行针对性控制。即使在监控前者的时候,启蒙哲学对人的理性行为者的规定性也明显下降,甚至是丧失了这样的规定性。因为出现在公私场合的人,需要按照人工智能的设定监控程序谨言慎行,才会免于人工智能对其行为的针对性监控。而对那些曾经违法犯罪或可能会成为违法犯罪者的针对性监控,就犹如布下了天罗地网一般,很难逃出人工智能的日常控制范围。从惩治违法犯罪的有效性上讲,这自然有些令人鼓舞,但从社会秩序供给者的人之主动性丧失、被动性控制的视角看,这样的控制体系不但很难提高人们信守内心与社会秩序的自觉性,相反很可能激发人们铤而走险的冒险心理,成为违法犯罪的刺激因素。

   人工智能在减轻人类的工作风险与强度上所具有的极大便利与好处,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但从人工智能在实际应用中呈现的风险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技术风险上必须进行有力的规制,才能够真正实现其有助于人的目的。一方面,这种风险管控涉及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无人驾驶汽车对紧急状态的失于辨认,自动驾驶飞机引发的社会灾难,人脸识别不准确导致的行为主体错判,都证明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风险性不应被低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人”的锁定已经明显表现出对人之理性的根本性挑战性质。一者,人工智能尤其是用于社会控制的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发挥着对人进行身份界定的作用。人的理性、人的自主性、人的尊严被这些技术手段所动摇,传统的公私边界被完全打破。二者,现代社会政治的观念支撑出现倾斜。在人的社会政治自由方面,无论是自主、自治与自律,还是选择的自由,都受到时时处处在场的人工智能的监视;社会大众的平等,可能不再表现为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平等相待,反而表现为公私场合不分的同等监控;在密集监控的情况下,人与人的密切联系被技术所切割,社会疏离、心理冷漠可能成为常态。三者,由于时时处处的行为约束,人们的行动变得日益拘束,因此会导致人们丧失主动作为的精神,丧失对行为后果的自主判断意识与能力,并将之完全让位给人工智能监控,由人工智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责任判定,并在这种判定的基础上承担后果。因此,无论是在动机上还是在后果上,人工智能都可能对启蒙时代预设的人的伦理责任发挥出一种终结性的作用。

   1.3 人工智能对“人”的锁定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让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人工智能也可能将人锁定,人的被动性甚至是客体性特点彰显出来。这是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的定位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首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认清技术的能量。人类越来越单纯依靠技术手段来提升生活质量,造成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广泛渗入。尤其是人工智能对于私隐生活世界的广泛侵入,可能撼动人之为人的一些自然本能,因此可能将人的生活秩序推向非人的端点。尽管人工智能有利于人们从琐杂的日常家务中解放出来,但人们日常的生活情趣与劳动享乐也被人工智能化的机器人代替,那么“人间烟火”就可能逐渐熄灭。

   其次,在制度安排上,尤其是在社会政治秩序的保障上人工智能正发挥重大影响。人们对人工智能监控功能的信任程度日渐增强,而国家权力方面也逐渐仰仗人工智能进行社会管理或治理。在这两种动力的强大助推下,社会秩序日益仰赖人工智能的维持,人的作用显著下降,以至于人工智能终有一日可能主导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运行、评价、奖惩。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由此被人工智能重新塑造。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监控设施,可能让基于人的主动意识、理性精神、自觉担当消失于无形。由此让人逐渐促成一种机械服从人工智能安排的习性,人的社会性成为人工智能挤压出来的副产品,而不是人基于理性自控并实施法治的结果。

   再次,在精神理念方面意识到人工智能正在改写“人”的理念。人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建构起一套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在经过人的觉醒、神人关系磨合、人的现代建构三个阶段的演进之后,以“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支撑的人的精神-行为体系,主导了现代世界的人类变迁。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头上的星空可能与心中的道德律出现不匹配,因为心中的道德律正被人工智能重塑的他律化道德感所改变,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会失去主动性、激情性,也会相应丧失理性和是非感。可见,人类若是甘于被人工智能技术完全锁定,那绝对不是人类之福,而是人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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